◇金融機構是西方認知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們通過公開或隱蔽的渠道向非政府組織、智庫、媒體等機構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支持，對他國社會認知進行滲透、改造、操縱，并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搜集、分析各種信息，對他國情報進行監控、破譯，必要時甚至直接操縱國際金融市場、匯率、信貸、債務等
◇已經被多方證實其生活方式并不環保的“環保少女”，是發達國家推出的一個認知戰符號，用以影響全球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
◇西方智庫、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等機構作為認知戰工具不僅負責提供所謂“專業性”和“權威性”背書，推動特定議題的傳播，還負責人員聯絡、發展內應、提供資金支持
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民眾抗議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資料照片） 哈拉比薩茲攝/本刊
認知戰形態的確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過程，它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及其組織數十年來影響大眾心智、瓦解對手思想的長期實踐的一次質變。
早在冷戰時期，認知戰的概念就開始顯現，當時美國及其盟友致力于使用傳統媒體、通過心理操縱來影響敵對國家的公眾輿論。冷戰結束后，隨著互聯網的崛起，信息傳播變得更加迅速和廣泛，美西方開始認識到在數字時代影響目標對象認知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并大力發展認知作戰的平臺、渠道、手段和技術。
2010年代后期，以美國空軍參謀長大衛·古德芬正式提出認知戰概念為標志，西方國家開始將認知戰作為一個全面戰略概念進行探討和規劃。進入2020年代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將認知戰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強調在認知領域獲得優勢，力求通過技術創新、意識形態競爭、信息操縱等維護其霸權地位。
指揮、實施與支撐
在認知戰實踐中，西方國家已建立起一整套組織架構、協調機制和作戰流程，按其分工可大體分為指揮體系、實施體系、支撐體系等。
其中，指揮體系由政府、軍隊、智庫等機構組成，負責制定認知戰的目標、策略和計劃，并進行監督和評估；實施體系主要由媒體、網絡、非政府組織等機構執行具體行動，并進行調整和優化；支撐體系主要由學術、法律、金融等機構組成，負責提供所需的信息資源、法律依據、資金支持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操作中，有些機構會兼具指揮、實施或支撐功能。
具體來講，主要參與機構分工如下：
政府機構：在西方國家，認知戰的戰略規劃和指導通常由政府機構來負責。這些機構包括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外交部等政府部門，它們制定認知戰的整體戰略方向，協調各部門間的合作，確保信息戰的一致性和協同性。
情報機構：負責搜集、分析和評估目標國家的信息，以制定有針對性的認知戰策略。這些機構還負責對敵情進行研判，以預測目標國家的行動和意圖。
軍事部門：信息戰和網絡戰的主角，尤其注重通過軍事技術進行信息搜集、傳播、干擾和攻擊，以實現戰略目標。
媒體和宣傳機構：在認知戰中扮演著橋梁角色，它們向受眾發布指揮體系選定的信息和觀點，影響國內外輿論，以形成認知戰的多方合力。
私營部門和智庫：主要負責提供戰略性建議和研究成果，幫助政府部門更好地理解對手的認知和意圖，制定更精準的認知戰策略。私營部門還能參與技術研發，為認知戰提供技術支持。
國際組織和合作平臺：西方國家通過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合作平臺，推動認知戰的協調和合作。
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是西方認知戰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們通過公開或隱蔽的渠道向非政府組織、智庫、媒體等機構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支持，對他國社會認知進行滲透、改造、操縱，并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搜集、分析各種信息，對他國情報進行監控、破譯，必要時甚至直接操縱國際金融市場、匯率、信貸、債務等，是西方在全球實施金融霸權，傳播其價值觀、意識形態、文化模式的重要工具。
聯合指揮中心和創新中心：這是近年來西方國家聯合發動認知戰的一種新形式。部分西方國家之間建立了聯合指揮中心和創新中心，用于協調認知戰的實施和研發。這些中心匯集了各個部門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能力，以更好地規劃和執行認知戰策略。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也建立了上述體系的協調機制，通過多種方式動員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非軍事力量及網絡等新興力量，在全球、區域、國內等不同層面，針對目標對象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不同領域和部門，實現認知戰的多元力量、多層次、多方位的協同和協作。
認知作戰的多種打法
北約認為，認知戰是以負面效應，在個體和集體層面上，改變敵人認知過程、利用心理偏見或反省性思考引發思維扭曲、影響決策并阻礙行為的一種非常規戰爭形式。由此可見，在美西方眼中，認知戰的關鍵，是以扭曲、虛假的信息來塑造對手的認知。
那么，西方認知戰的各種實施主體，是如何利用負面效應和扭曲的信息來進行認知作戰的？
政府與政客——
西方政府和政客常通過發布聲明、發表演講等方式傳播西方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立場。他們的言論不僅能引導國際輿論，還能在目標國家產生影響，塑造其社會認知。美國為撕毀伊朗核協議而對伊朗進行的抹黑，就是這種策略的典型例子。
伊朗核協議是2015年7月14日在奧地利維也納達成的一項多邊協議，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計劃，以換取解除對伊朗實施的經濟制裁，協議由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簽署，得到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和認可。
然而，2018年5月8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不顧其他簽署國和國際社會的反對和批評，宣布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并重啟對伊朗的制裁，公然破壞多邊外交努力和國際法治原則。
為達成這一目的，美國政府對伊朗進行了一系列的污名化、威脅和制裁，試圖在全球范圍內營造一種認知：伊朗支持恐怖主義，破壞穩定，是中東地區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美國政府撕毀協議是維護世界秩序和正義的必要之舉，美國是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保護者。美國還試圖動員其他國家加入其對伊朗的“極限施壓”，以迫使伊朗就其導彈計劃、地區政策和人權問題重新談判，此外還通過情報機構和網絡技術，對伊朗進行各種形式的監控、干擾和破壞，試圖摧毀伊朗的信心和意志。
名流、公知、“網紅”和意見領袖——
一些知名學者、專家、博主和“網紅”也在認知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通過撰寫文章、發布觀點和評論，傳播西方規劃好的觀點，影響大眾的意見和看法。
在網絡上被稱為“環保少女”的瑞典青年環保活動人士格蕾塔·桑伯格因為發起“為氣候罷課”運動而成為全球知名人物。她曾多次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等重要場合發表演講，呼吁世界各國采取更加積極有效的行動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然而，她在演講中也經常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不公平的指責，認為其沒有承擔足夠的責任。她的一些表態，如在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的“你們怎么敢？”，在2020年達沃斯論壇上的“立即停止排放”，在西方世界廣泛傳播，也影響了發展中國家一小部分激進環保主義者。
事實上，已經被多方證實其生活方式并不環保的“環保少女”，是發達國家推出的一個認知戰符號，用以影響全球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是西方國家在氣候談判中施加壓力和轉移責任的工具之一，其用意在于強行推銷西方不公平的氣候問題解決方案。
這是西方國家塑造并利用所謂“名人”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其觀點，以加強其認知戰實力的典型案例。
智庫、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
西方國家慣于以發布報告、贊助研究、民意調查、舉辦活動等為包裝，強行推行自身政策、傳播西方思想觀念，以影響目標國家的社會認知，在此過程中，西方智庫、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等機構作為認知戰工具不僅負責提供所謂“專業性”和“權威性”背書，推動特定議題的傳播，還負責人員聯絡、發展內應、提供資金支持。
成立于1961年的哈德遜研究所是美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保守派智庫，主要從事國防、外交、經濟、社會等領域的研究和分析。伊拉克戰爭前后，哈德遜研究所不僅向美國政府提供了多份伊拉克戰略、武器、情報、民主化等方面的報告，論證并支持美國對伊拉克采取強硬軍事行動，還與伊拉克的一些反對派人士和學者建立密切聯系，為他們提供學術交流機會和資金支持，鼓勵他們支持美國在伊拉克推行的所謂民主化進程，成為美國軍事入侵的內應。
2013年的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大量事先潛伏在烏克蘭的西方基金會等機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歐洲議會研究中心及國際特赦組織等，通過多種手段介入，力求塑造國際社會和烏克蘭民眾對危機的認知。它們通過資助所謂“獨立媒體”和研究機構傳播特定觀點，渲染俄烏并非同根同源、烏克蘭“始終是受害者”等負面觀念，極力升級烏克蘭國內的不滿情緒，并通過組織活動和培訓，鼓動烏克蘭社會進行“變革”。最終，烏克蘭民眾在這種認知戰的影響下陷入思想混亂，社會斗爭迅速白熱化，國家政治格局發生劇變，內外政策隨之大幅調整，加深了俄羅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對立，對國際關系和地緣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
維基解密還曝光，美國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民主研究指南、國際非暴力沖突中心、國際共和學會和國際事務全國民主研究所等機構，通過資助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等發展中國家機構，在前南斯拉夫、格魯吉亞、黎巴嫩、突尼斯、馬爾代夫和埃及等50多個國家進行認知作戰，開展所謂社會抗爭活動，打著“非暴力”旗號蠱惑人心，力圖推翻當地政府、扶持親美政權。
高校和教育——
西方國家以教育和學術交流的形式向目標國家輸出其政策、知識和價值觀，努力在潛移默化中完成對目標國家精英人士的洗腦。
在委內瑞拉政治動蕩中被美國政府先扶持后拋棄的瓜伊多就是此類案例的代表。2007年，24歲的瓜伊多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下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參加“政治領導力項目”，該項目的目標是培訓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如何進行非暴力抗爭和顛覆政權。由于在校園政治運動中表現積極，瓜伊多被列為重點培養對象派回委內瑞拉，與從美國普林斯頓胡恩學校畢業的洛佩斯等政治人物共同創立人民意志黨，在美國政府和相關機構配合下全面否定委內瑞拉建設成就，并以“言論自由、民主改革”等口號連續煽動青年學生上街游行，最終導致委內瑞拉陷入動亂。
媒體和出版社——
西方媒體和出版社等在認知戰中是具有影響力的傳播平臺，它們通過報道、評論、專題節目、紀錄片、雜志、圖書等傳播西方的觀點和信息，影響目標國家的輿論和信息傳播，以配合政府干涉別國內政的計劃。
2017年8月8日，肯尼亞舉行總統選舉，時任總統肯雅塔與反對派領導人奧廷加展開激烈的競爭。8月11日，肯尼亞選舉委員會宣布肯雅塔以54.27%的得票率擊敗奧廷加的44.74%而獲勝。然而，奧廷加拒絕承認選舉結果，指責選舉委員會存在舞弊行為，要求重新計票或重新選舉，并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最終導致該國政局連續動蕩，流血沖突不斷。
在此過程中，以BBC、《衛報》為代表的英國媒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們頻繁發表帶有傾向性的報道，其中大部分摻雜著支持或同情奧廷加的立場，質疑或否定肯雅塔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這些報道經常以不實或具有誤導性的信息，夸大或捏造肯雅塔陣營和選舉委員會存在的不正當行為，忽視或貶低其他國際觀察員和機構對選舉過程和結果的評價，抹黑或攻擊支持肯雅塔或反對奧廷加的人士或組織。同時，英國媒體還通過其評論員、專欄作家、客座撰稿人等發表了多篇評論文章，從不同角度為奧廷加提供理由或借口，如認為奧廷加是民主和變革的象征等，批評肯雅塔是英國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權貴代表，甚至通過所謂紀錄片“揭露”肯雅塔陣營和選舉委員會如何操縱選舉結果，試圖證明奧廷加是被剝奪了勝利的受害者。
影視公司和娛樂產品——
西方影視公司通過制作電影、電視劇等作品，在“寓教于樂”中塑造了特定國家的形象，影響了公眾的認知。
冷戰期間，好萊塢在制作電影時經常對蘇聯陣營進行刻板塑造和詆毀，將其描繪為邪惡、殘暴、落后、失敗的代表。例如，電影《洛基4》將蘇聯拳擊手達拉格塑造為一個冷酷無情、靠藥物進行身體增強的怪物，而將美國拳擊手洛基塑造為勇敢、正義的英雄。《紅色黎明》講述的是朝鮮人民軍入侵美國小鎮，幾個美國青少年憑借一己之力擊敗“敵人”的故事。電影將朝鮮士兵描繪為殘忍無情的殺人機器，而將美國青少年描繪為自由民主的捍衛者。這些電影不僅反映了美國對蘇聯陣營的敵意，也試圖向全世界傳播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深刻影響了美國民眾和其他國家民眾的認知，造成延續至今的偏見和刻板印象。
社交媒體和網絡平臺——
當下，社交媒體和網絡平臺在認知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西方國家尤其注重利用社交媒體定向傳播信息、引導話題、組織串聯，影響目標國家的社會輿論和行動。
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顏色革命”，就是由社交媒體完成組織串聯的一場穿透式認知戰。例如，在埃及的抗議示威中，畢業于開羅美國學校的谷歌公司中東北非地區營銷經理高尼姆利用網絡技能和資源，創建了一個名為“我們都是哈立德·賽義德”的臉書頁面，將埃及警察系統塑造為“腐敗、專制”的統治工具，呼吁民眾發動全國性抗議。該頁面很快成為組織埃及社會運動的重要平臺，吸引了將近400萬名關注者。隨后，高尼姆和其他網絡活動人士利用臉書、推特（現更名為X）、優兔等社交平臺傳播信息、組織人群、制定策略，使抗議活動迅速擴大。同時，組織者還利用此類社交媒體向國際社會輸出其遭遇埃及政府施加壓力和“虐待”，全力爭取國際同情和物質支持，成為埃及社會動蕩的一大推手。（文∣王杰鋒）
（《瞭望》2023年第39期 ）
